场景营造的学问与挑战( 三 )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如今

剖析这一现象，陶希东认为，打造者可能在营造伊始就没有重视场景本身的持续化问题，于是也就没有在挖掘当地文化特征、细分市场、满足不同的群体需求方面下一番功夫。脱离了这些要素，场景势必无法保持活力与品质。
再次，要处理好场景的尺度与城市规划、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形成政府、社会、资本的跨界协作、共建共治场景的新局面。陶希东认为，场景的立足点和能级可以不同，有的立足于城市层面，有的立足于城区、街区、社区甚至是居民小区。立足点不同，构建要素自然不同，创建路径不同，功能也可以不同。比如，有的可以推动本地经济的增长，有的可以推动社会社区不同人群的融合，有的可以推动场景所在地生活品质的提升。“无论立足点如何，不同层面的场景打造都要注重本地化和可持续化。不同层面的场景打造对政府的政策也会提出需求，值得专业学者长期深入关注、跟踪研究。”
针对陶希东提出的不同层面的场景营造需求、能级不同的问题，克拉克教授建议，不妨采用多渠道参与的方法：“不能说只有一种方法是正确的，也不能说只用一种方法就能够衡量一处场景的好坏。需要多观察、需要多个参照组，还需要花时间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甚至需要和政策制定者们交流，和他们成为朋友。对于那些做得比较好的城市和案例，研究者要尽可能多地深入了解并收集相关数据，把各种各样的数据融合在一起，分析不同地区、数据之间的关联度。作为为各式各样的人群制定政策的一方，还应当像电影导演一样思考，寻找解决方案。”
克拉克教授强调， “有一千座城市，就会有一千种政策” 。上述种种努力叠加在一起，且不放弃年复一年的努力，有助于一个城市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问题解决之道。
无数小微努力积少成多
推动场景不断演进
如今，要把一个新的场景塑造出来很容易实现，难的是不同个体汇聚到一起，将各种小微努力积少成多，共同推进一个真实场景的演进
同济大学邵甬教授长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城市更新等方面的研究，对克拉克教授“不放弃年复一年努力”的观点深以为然。
早年，邵甬赴法国留学。她在深入了解法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与实践后发现，即便是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颇有建树的法国，也是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找到历史、保护与当下之间的结合点。
1962年，法国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颁布《马尔罗法》。从这部法的颁布开始，法国文化遗产保护方才进入一个新阶段：将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从仅仅保护一个个具体的纪念碑，拓展为不仅保护纪念碑，还保护纪念碑所在的环境、街道和区域。在邵甬看来，这不只是简单的保护对象的扩展，而是跟文化意识有关，是一场文化领域的深层次思考。保护的目的不再局限于维护和存续，而是希望通过保护行为使文化承载者能够面向所有的公众开放。随之，这部法的出现深刻影响了法国人的文化态度，使文化遗产保护开始真正融入法国人的日常生活，甚至成为其城市中一个个重要的生活场景。“类似案例的出现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密不可分。每一个案例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之间的关系，都值得我们去阅读和思考。”
论及朱伟珏的第二个困惑，邵甬教授表示，她也发现了近年来中国城市更新与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方面出现的一些转向：过去，城市里一些场景的转变，更多是一些文化精英或者先知先觉人士在悄悄地推动；如今，营造者的身份愈发多元，不仅是政府，甚至是一些开发商也非常有意识地想做一些这样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