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举报老师猥亵之后，征集到了八个“盟友”( 三 ) 采写

和韦楚翘一样，段卉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追究。在她看来，事情是在徐锦城的补习班里发生的，不可能会有监控，没有监控就意味着没有证据。“没有证据，报警有什么用？”
选择沉默的这些年，除非同学们偶尔提及高中生活，她没有再想起这件事。回看那段日子，段卉觉得当时的自己“还是逃避了” ，她刻意地忽略了这段经历，不去想起，也不去讨论。有时徐锦城还会给她发来消息，段卉都会统统删掉。
改变是渐渐发生的。上了大学后，韦楚翘接触到了更多关于女性权益的话题，由于自身经历，她也常常关注一些校园性侵或性骚扰的案例，她逐渐意识到受害者没有错，也发现自己完全有举报的权利。但那时距离事情发生已经过去了3年，她觉得即使站出来，也不会找到什么实质的证据， “没有证据，只依靠我个人的力量，就算我真的去联系警方、联系学校，我的证词也没有说服力了。”
心态转变后，韦楚翘不再为难自己，曾经自暴自弃的负面情绪，最后只剩下愤怒和恶心。她不再避讳谈论这件事，有时，她和其他人聊天，会借着讨论一些话题的机会，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
到了2016年，段卉在大三上学期去台湾做了交换生，独处的时间增加，她有了更多思考。随着见识越来越丰富，她发现猥亵事件在生活中并不少有。
大学毕业后，她已经不会再删除徐锦城发来的消息，徐锦城在她的朋友圈下评论，或者跑来私聊她，她已经都能接受，偶尔还会简单地回复一下。她觉得自己没有那么逃避了，有时也会想：“如果我把这件事说出来，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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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锦城发给段卉的信息

带头人
“以后谁要是带头举报这件事，我也要站出来作证。”段卉曾跟朋友这么说过，最终，她自己成了这个“带头”的人。
实名举报与曝光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段卉也曾有过犹豫。她现在是一名媒体工作者，自信对舆论有很强的承受力，只是有些担心人身安全问题。为此，段卉专门去找有过类似性骚扰举报经历的人了解情况，被告知除了一些电话和私信的骚扰，没有遇到实质的麻烦。后来，段卉又给自己找到了一条逻辑：这件事得到越多人关注，她越安全。
家人是整个举报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却也成了最先出手阻拦的人。段卉记得，在公开征集受害人的前两天，一家人正在吃午饭，妈妈突然提起了这件事，由于担心网络不可控，她希望女儿不要把经历公布出来。父亲也告诉她：“我支持你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但不支持你发到网上。”
韦楚翘的妈妈也对实名曝光持保留态度，她害怕公开之后会出现很多麻烦，女儿会陷入舆论的旋涡里。韦楚翘并不在意这些，她担心只是段卉一个人站出来说服力不足，所以她坚持一起参与实名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