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用一生诠释“演员”的真谛( 二 )

同样，首映于1956年的《上甘岭》能超越时间触动一代又一代观众，也与演员们在精神向度上追随英雄而密切相关。片中杨德才的扮演者张亮至今记得当年在朝鲜的亲眼所见。1956年，他随剧组赶到上甘岭体验生活， “一踏上那片土地我们就惊呆了，整座山头一片焦土，没有一棵树，战争过去了三年，那里仍没有丝毫生机” 。张建佑也参与了《上甘岭》的拍摄，他说，在那场24天的战役中，只有三个人活着回来，其中一位后来成了电影的军事顾问。当年的老兵带着剧组重返597.9高地、重述惨烈战事时，每个演员都暗下决心要把戏拍好，不能愧对英烈， “我们不是靠演技在演戏，是靠真实情感在演戏、还原心中尊崇的英雄” 。
他们用观众认可的作品赢得立身之本
《演员》里，于蓝、秦怡、田华、于洋、金迪、谢芳、王晓棠、祝希娟等出镜的老一辈艺术家早已青春不再，但人们从没忘记他们风华正茂时的模样。在几代中国观众心里，他们就是《烈火中永生》的江姐与许云峰，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林红，是《党的女儿》中的李玉梅，也是《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与金环、银环……是什么让观众念念不忘？潘奕霖说： “他们用作品赢得立身之本。”
事实上，“二十二大电影明星”的演艺生涯，何尝不是用作品诠释“演员”真谛的长久实践。《演员》里收录了老艺术家们塑造角色、赢得立身之本的苦功、真功。
总结自己出演《白毛女》的心得，田华说的每一句都与“真实的生活”相关。晋察冀边区的风俗人情，她懂；割谷子、推碾子、打场等农活，她会；与父亲相依为命的情感经历，她也有。对生活的体验、对生命的体察，悉数被演员化为表演的依据，一个“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中国把鬼变成人”的故事当然震撼人心。
于洋坚信，所有的细节都从生活中来。拍摄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时，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们融入了铁路工厂的工人大家庭。近半年的下生活体验中，所有人一起出工劳动，穿着炼钢服，难分彼此。后来在拍摄《暴风骤雨》时，演员依然与他们塑造的人物“在一起” 。他到过最穷的人家，老乡热情地把自己抽的烟袋递过去。于洋说， “不要擦，马上就放在嘴里抽” ，一个看似“不卫生”的举动，瞬间拉近了演员和老乡的距离，也拉近了塑造者与角色的距离。演员将这样细微的观察融入表演，也真正在实践中领悟了文艺创作“为了谁”的问题。
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日子里，金迪每年都会去农村体验生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她印象最深的，却是自己因为“不像农村姑娘”而受到的一次批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拍摄时，城里刚兴起“刷睫毛”的潮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金迪也让化妆师给她刷睫毛。结果一到片场就被导演苏里呵斥：“农村姑娘哪有刷睫毛的？”从此，她把批评当作鞭策，敦促自己“演什么就要像什么” 。只有当形象为角色服务，好作品才能有对的起点。
牛犇演了一辈子的“小角色” 。但他信奉，只有小角色，没有小演员。再不起眼的角色，也要高标准、严要求。因为在那个胶片价高的年代，珍惜每一寸胶片，全身心为角色付出，是他恪守的演员的基本法。在他看来，演员该考虑的，是“我能给予角色什么” ，而不是演完这部戏，自己能得到什么。
在上海点映现场，老艺术家梁波罗与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佟瑞欣都提到了百岁高龄的人民艺术家秦怡。95岁那年，秦怡自导自演《青海湖畔》，老艺术家不仅亲自上高原，还每天花几小时往返于驻地与片场。她从不当自己是大腕，从不抱怨演员这一行是“高危”职业，更不会滥用替身。哪怕意外摔倒，她忧心的也只是作品，而非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