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的官员职位，为何是高开低走？

磨勘是唐宋时期官员考绩升迁的制度。文武官员由州府、百司官长考核，分九等注入考状，期满，根据考绩决定升降，称为“磨勘” 。宋初磨勘年限并无定制，“太祖循名责实，非有劳者未尝进秩，自是岁满序迁之典颇不复举行。”是由中书门下与审官院负责此事。据苗书梅先生研究，宋朝以三年为磨勘转官的年限，于咸平四年（1001）已经出现。宋仁宗朝时，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称：“祖宗朝，文武百官，皆无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无所称者至老不迁。故人人自励，以求绩效。今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
文武官员的迁转已成定制
宋朝前期驸马都尉的迁转也无定制。如驸马都尉石保吉开宝五年（972）授爱州刺史，太平兴国元年（976）迁本州防御使，其间相隔 4 年，太平兴国七年（982）右迁朔州观察使，相隔 6 年，太平兴国九年（984）升迁为威塞军节度使，相隔 2 年。驸马都尉除起点为某州刺史或某州团练使外，迁转的年限并不固定。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驸马都尉王师约右迁后成为定制。
王师约于治平三年（1066）选尚宋英宗长女徐国公主为嘉州刺史，熙宁元年（1068）迁为成州团练使，相隔 2 年，熙宁八年（1075）升迁为汝州防御使，相隔 7 年，此时宋神宗下诏：“诏自今驸马都尉改官及七年，取旨。先是，驸马都尉初无改官法，至是始著为令。后又诏，及七年令尚书吏部磨勘，更不取旨。”驸马都尉钱景臻于熙宁八年（1075）选尚宋仁宗女许国大长公主，故于熙宁九年（1076）起封秀州团练使，至元丰六年（1083）请求磨勘。宋神宗再次下诏：“秀州团练使、驸马都尉钱景臻法该磨勘，可依王师约近例，下有司检举施行。自今驸马都尉及七年，令尚书吏部磨勘，更不取旨。”
从此处可知两点
其一，驸马都尉的磨勘年限高于文资武职。宋朝统治者以较长迁转年限来约束驸马都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其二，通过两次下诏中的“更不取旨”，表明宋神宗对于外戚请官的态度，杜绝外戚的“非理干请” 。宋朝统治者对于后妃族外戚磨勘的限制，主要集中于初授本官为低级武阶官，这样可以减慢其迁转速度。非宗室戚里武阶官，如无较大贡献会停留在横行官阶段。横行官是上升至刺史以上贵品的必经迁转，从横行副使迁转至正使却有着种种限制，横行正使有定额编制，宋仁宗时为 5 人，宋神宗时为 10 人。这种情况就需要排队，有阙额则依次补录，无阙额则加遥郡。后妃族外戚不受横行官的限制，成为其初授本官较低的关键原因之一。
交往的限制
对外戚的交往的限制早在唐朝就已出现。唐玄宗统治早期就曾就外戚交往问题发出告诫：“自今已后，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所以共存至公之道，永协和平之义，克固藩翰，以保厥休。贵戚懿亲，宜书座右。”这是唐玄宗在经历与韦后、太平公主的生死争斗后进行的反思。宋朝前期并未限制外戚与大臣之间的交往活动。直到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下诏：驸马都尉等自今不得与清要权势官私第往还。
如有公事，即赴中书、枢密院启白。仍令御史台常切觉察，如有违犯，纠举以闻。”宋仁宗即位时只有 13 岁，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正是主少国疑之际，限制驸马都尉与大臣结交也无可厚非。此时刘太后掌控朝政，故未限制后妃之家与朝臣的交往活动。宋仁宗晚期的皇祐《一司敕》中，以敕令的方式规定驸马都尉不得与“清要之臣”交往。此后这些驸马都尉也明白自身的敏感身份较为谨慎：
【外戚的官员职位，为何是高开低走？】由此可知以，王贻永在枢府任职期间曾数次请求罢职，想远离政治。他在担任枢密使期间清静谨慎并不多发表言论，从庞籍与贾昌朝因王贻永发怒而高兴，可看出其平时的状态。而且王贻永很注意驸马都尉与朝臣交往的禁忌，回家之后闭门谢客。嘉祐六年（1061）宋仁宗下诏让群臣举荐将领，驸马都尉李玮称：“奉诏举官为将领，而臣家有宾客之禁，无由与士人相亲。闻柴宗庆等当时得禁近往还，辄援例而请之。”
朝廷虽同意李玮的请求
但需要把其所有接见的宾客都一一备案。宋神宗熙宁变法后期，郑侠因上《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暗讽吕惠卿而被编管汀州（今福建长?。?。王克臣与郑侠关系较好，让其子驸马都尉王师约给郑侠送慰问金以表朋友之义，而王师约不同意：“师约通姻帝室，不敢与外人交，请具银百两，大人自遗之。”王师约生怕因与郑侠交往遭到台谏弹劾。
有些驸马都尉就因不遵守交友禁令而被惩罚。王诜与宗室成员交往，“诏驸马都尉王诜罚铜三十斤。坐尝因事至睦亲宅见赵世居交语，虽会降，特罚之”，处罚较轻只是罚铜而已。此后王诜因与苏轼交好被卷入“乌台诗案” 。御史舒亶上奏：“驸马都尉王诜，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及遗轼钱物，并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窃以轼之怨望、诋讪君父，盖虽行路犹所讳闻，而诜恬有轼言，不以上报，既乃阴通货赂，密与燕游。”请求处罚王诜。宋神宗对王诜做出追两官后勒停的处罚。台官收集王诜罪名时，重要的一条就是与外官交往。
纵观驸马都尉与后妃族外戚的本官、差遣问题，驸马都尉大概为高开低走，初授本官很高，差遣在宋仁宗朝之前较多，最高本官也呈下降趋势，反射出政治地位的下降。放到整个两宋历史中，则反映出宋初以来军功贵臣经过几代的演变后势力的消散，以及皇家选婿观念的转变。后妃族外戚却是镜像变化，初授官职较低，大多担任差遣、最高本官呈现提升趋势、生前封王愈到后期愈多，这表现出后妃族外戚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如宋宁宗、宋理宗的册立中后妃族外戚都起到重要作用。
两宋历史中，以宋徽宗朝为界限
之前为士大夫政治，此后为权相政治。士大夫政治中，士大夫生死荣辱全系皇帝，不需要拉拢后妃族势力。权相政治中，权相需通过后妃族外戚这一中介连接后宫，保持后宫对权相的支持，保证自身权力，而正是后妃族外戚只是充当中介的作用，所以南宋后妃族大多位高而无实权。此仅为两宋后妃族外戚的大概趋势，特殊如韩侂胄、贾似道等以戚里成为权相者不论。
结束语：
宋朝统治者对驸马都尉和后妃族外戚的优待与制约，随统治基础不断扩大、统治稳定性不断加深以及时局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并和皇位继承与后妃作用相伴随。同时由于宋朝对外戚的诸多限制和防范，以致出身名门、具有较好才能的人无用武之地，造成极大的人力资源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