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里的“月光族”( 二 )


“面对困难 , 全靠大家一起拼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地面应用系统副总设计师、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苏彦告诉《中国科学报》 。
在她的记忆里 , 最艰难的日子莫过于“嫦娥一号”发射之前 。预料之外的新问题突如其来 , 任务时间节点让苏彦和同事们压力陡增 。“我们天天往密云50米天线上爬 , 没有电梯 , 爬一次很累人 。”
她告诉《中国科学报》 , “为了少下来上厕所 , 我们一天都不怎么喝水 , 就呆在狭小的空间里工作 。”最终 , 他们如期解决问题 , 保证了“嫦娥一号”数据接收 。
2007年11月21日 , “嫦娥一号”第一次用高分辨率相机获取的图像将传回地面应用系统 。
“当时对讲机已经通知数据发送开始 , 但我所在的密云站却迟迟没有画面 , 按理说密云站是数据到达地球的第一站 , 应该很快出来 。”苏彦紧张得全身冒汗 。无数个念头从她心中闪过:为什么没有收到数据?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经过无比漫长的几分钟 , 数据一下子出现在大屏幕上 , 一张清晰的月面照片呈现在苏彦眼前 , 她才松了一口气 。
后来 , 他们通过仔细分析才了解到延迟源于星上对地天线方向改变的自然过程 。
李春来经历的同一时刻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回忆:“月面图像一帧一帧展现在眼前……这是‘嫦娥一号’第一次睁开‘眼睛’ , 我们第一次确确实实、近距离地看到月球表面的样子 。
我和同事们都流下了热泪 。”后来 , 他还跟随“嫦娥四号”踏上人类从未到达的月球背面、跟随“嫦娥五号”身临其境地“挖土” , 一个个珍贵的瞬间让他记忆犹新 。
组织协调 “月球样品实验室”建设则为地面应用系统副总师(嫦娥四号地面应用系统总师)、副总指挥 ,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张洪波出了一道难题 。
“我曾做过行政工作 , 对组织协调有一些经验 , 在队伍里相对年长一些 , 但我是学自动化的 , 对地学了解非常少 。”张洪波告诉《中国科学报》 。
经过“恶补”地学知识 , 一开始连玄武岩、长石成分都不清楚的张洪波 , 最后也对月球样品有了初步认识 。
等到“嫦娥五号”样品入驻 , 封装装置打开的那一瞬间又给了他们一个大惊喜 。
“那是2020年12月22日 , 我们按计划在真空室里打开密封罐 , ‘啪’的一声 , 感觉既是几十年奋斗的句号 , 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地面应用系统副总设计师(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地面应用系统总师)、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刘建军告诉《中国科学报》 。
心怀梦想 , 耐得住寂寞
从“月光族”到“火星人” , 团队收获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光时刻 。他们直言 , 如果把时间尺度放宽到20多年 , 那么坚守时的寂寞会超乎外人想象 。
刘建军从2002年博士毕业后就加入团队 , 从一线技术人员做起 , 先后担任探月二期、三期地面应用系统副总设计师 ,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 。“能够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的大时代中 , 我感到十分荣幸 。”他说 。
“记得2021年2月10日 , 大年二十九 , 大家都在忙着过年 。”刘建军说 。按计划 , “天问一号”要在这天被火星捕获 , 进入环火轨道 , 完成奔火之旅的“惊险”一步 。
任务成功的喜悦让刘建军几乎忘记了春节的欢乐 , 干脆连除夕也在工作岗位上度过 。“20年了 , 家人也习惯了 , 有任务时报告一声就行 。”他说 。
苏彦也因为工作忙不怎么“鸡娃” , 但她对自己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角色感到比较满意 。她的观点是 , “我专注于工作 , 是想用行动来告诉孩子 , 每个人都要负责把自己的事情管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