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想做歌者 而不是网红( 二 )
这首《三月里的小雨》他们排练了很长时间 , 之前就一直想录 , 因为大家各有各的工作 , 一直没顾上 。前段时间因为疫情 , 停了很多演出 , 大家都觉得 , “不如把这首歌唱一唱 , 拍出来” 。于是又集中排练了一个多星期 , 约了一个周末 , 就去孔雀湖边拍了 。
在一起 , 碰撞出了内心的东西
刘永江告诉北青报采访人员 , 他们几个好友一直都活跃在舞台上 , 平时生活和工作也总是“混”在一起 。在他的记忆中 , 没有疫情的时候 , 整个德宏的演出活动、文化娱乐非常丰富 , 他们要不断排练、不停演出 , “每年光是民族节庆的演出都忙得够呛 。”他满是怀念地说:“比如从正月十五开始就是我们景颇族的目瑙纵歌节 , 三月开始阿昌族的阿露窝罗节 , 到四月就进入傣族的泼水节 , 泼水节还没过完又和德昂族的浇花节连在一起 , 再加上傈僳族的阔时节 , 一直会过到五月 。等忙完五一 , 又迎来七一演出 , 然后就准备国庆的下乡慰问 。我们每年下乡演出最少也有80场 , 可以说一年到头都是在演出的状态 。如果没有疫情 , 我现在应该在户撒 , 拌着过手米线 , 沽着小米酒 , 跳着窝罗舞 , 吹着散阔子……”
疫情演出暂停之后 , 他们决定把之前排练的经典歌曲翻出来唱一唱 。音乐总监杨昭根据每个人的声线先写和声 , 写完声部大家一起排练 , 觉得哪里不舒服就改 。“一首歌要经过无数次的推敲、修改 , 直到大家都满意才录 。比如《三月里的小雨》这首歌 , 除了低音炮 , 其他几个人有高音 , 有中音 , 高音、中音都很亮 , 开始的版本听起来就会把人往很高的地方拉 , 感觉飘上去就落不下来 。后来我们在一声部就安排低声部单独出来 , 其他组合一般不会这么做 , 算是打破了一种常规 。很多人觉得我们的声音挺温暖的 , 其实这也是我们想要带给广大朋友的感觉 。我们几个在一起 , 感觉碰撞出了内心的东西 。”刘永江说 。
艺考完回家一看 , 那片山一棵树都没有了
音乐能疗愈心伤 , 带来希望 , 带来信心 。这句话在勐巴娜西乐团的五个人身上被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
刘永江出生在山寨 , 在传统民族文化的熏陶下长大 。小时候每年最传统、最盛大的目瑙纵歌节上 , 那些融合了民族特色、祭祀唱词的音乐曲调 , 不管过了多久 , 他都记忆犹新:“还有每天早上起来都能听到的 , 妇女边舂米边唱舂米调 。那时候虽然生活条件很苦 , 但是家家户户喜欢唱、喜欢跳 , 聚在一起很开心、很热闹 。”
因为喜欢音乐 , 原本在学校教书的刘永江到云南省艺术学院专修声乐 ,2005年还专门到北京的中国音乐学院进修 , 之后他便跟随歌舞团到各地演出 。2006年 , 刘永江考进德宏传媒集团 , 成为一名民族语播音员 。
低音十分出彩的杨武 , 是勐巴娜西乐团的灵魂人物 。他与刘永江认识二十多年了 , 是一个县出来的老乡 。杨武说话的声音充满磁力 , 他的父母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支援边疆 , 留在云南 , 父亲喜欢乐器 , 妈妈爱看电影 , “小时候她经常唱电影《刘三姐》《五朵金花》的歌曲哄我们睡觉 。”杨武特别感念 , 父母给了他独特的嗓音 。他青少年时期性格内向 , 不爱讲话 。有一次他的一个景颇族好朋友约着他一起去考歌舞团 , 本来是陪朋友考试 , 到了那里有个老师听他讲话很厚实 , 很憨 , “像牛叫一样” , 就叫他唱一首歌 。那时杨武差不多只会唱一首《小草》 , 就老老实实唱了 。结果歌舞团的老师很惊讶 , 干脆跑到家里做他父母的工作 , 鼓励杨武参加当时的云南省艺术学校招生 。16岁的杨武跟着老师花一个星期学了一首《康定情歌》 , 第一次出远门到昆明参加考试 , 没想到就这么考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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