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针对不同类型儿童应出台细化政策( 二 ) 近年来

张柳：家庭养育对于儿童的身心发展是最好的。我国有家庭寄养制度，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或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还是优先推荐委托监护，也就是由孩子的亲属或身边的人承担监护责任。但是集中养育也必须要有，国家要保障这个孩子在无处可去的时候有地方安置。因为儿童首先是家庭的，但是最终是国家的。
民政部门管理的集中养育机构就是儿童福利院和未保中心，他们有场地，也有专业人员，可以为包括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在内的部分事实无人抚养孤儿提供专业照顾。
王君健：家人的关怀和给孩子带来的精神力量是救助机构难以提供的。我们一直都在呼吁，儿童救助工作能由家庭做的就让家庭做，政府可以为家庭提供支持或资助。能在社区里养育的就在社区养育，生活在原生环境里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实在没办法的，国家来兜底，但集中养育机构不宜常住，只是一个简单的过渡。
事实上，我们在集中救助机构里有时也会采用类家庭的抚养方式，比如在河南的一个项目里，我们也设置了“父亲”和“母亲”的角色，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来模拟家庭，但这和原生家庭还是不一样的。最不同的一点是，父母两个角色都由女性社工担任。这样做也是为了降低发生儿童侵害事件的风险。
新京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这个群体有哪些特别之处？
王君健：有两个特点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是有心理创伤。在集中救助机构里，父母是刑事犯罪的孩子比较多，这些孩子可能目睹过暴力行为，他们出现心理创伤的概率也高。
另一个是社会标签。因为他的父母有过犯罪行为，被强制限制了人身自由，对孩子来说，这个标签是逃脱不了的，在社会大众眼中是不一样的。
新京报：那如何有针对性地提供援助呢？
张柳：心理问题不好解决，很多孩子跟自己亲人都很难沟通，更别说跟一个外人。怎么让孩子愿意说真心话，按照儿童心理发展的路径给他正确引导，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精准服务。这就对心理咨询的队伍提出了专业化要求，需要专业力量持续、长期地投入这项工作。
王君健：我们参与过一个河南的救助项目，在那个儿童福利院里，只有院长和民政部门的领导知道孩子们的父母是服刑人员，其他人都不知道，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福利院。这种做法应该说可以把标签化的印象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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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监狱民警在入户了解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基本情况。受访者供图
建议针对不同类型儿童出台细化政策
新京报：在对这一群体的救助过程中，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张柳：儿童福利保障工作主要是政府的责任，但政府做不了也不适合做所有的事情，社会组织就是非常重要的补充，这两者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包括对儿童一对一的了解、分析、回访、建立信赖关系在内的专业服务，交给社会组织去做就可以了，政府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和管理，对这些组织和机构进行规范和引导，比如加强资质管理、在儿童救助领域设置从业禁止规定等。
王君健：政策制定和资源调配由政府来做，具体到某一领域的具体实践，最好由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救助工作可以一部分交给市场，一部分交给专门的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最后的最后还是要由政府兜底，没人做的还是要由政府来做。
新京报：目前政府针对这一群体的保障政策充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