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新出土文物，再证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分支|新京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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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竞恒
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成都召开，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考古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这次新发现，也让已历时90余年、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文化，再次广受关注；而疑其为异域文化甚至外来文明等相关话题也重回坊间，为人津津乐道。
古蜀文化重视黄金，跟南方丝绸之路密切相关
不同于中原系统的青铜人物造像，以及带有古代欧亚文明色彩如黄金制品、立体的青铜神像等三星堆出土文物，让不少人认为，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某种异域文化，是迥异于中原文明的存在。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
三星堆最新发现的黄金面罩、大量的象牙等，固然反映了古代蜀地与东南亚以至于更遥远的印度、西亚等地的文化联系，但从大量中原式样的青铜尊，以及象牙雕刻的中原式云雷纹来看，都仍在中国本土文明范围内。
中原夏商周文明确实没有金面罩，而古埃及则有图坦卡蒙墓出土的黄金面罩，以及迈锡尼出土的所谓“阿伽门农的面具”金面罩等，而在契丹、吐蕃，也有使用黄金面具的考古证据。这些确实能看出古代欧亚大陆之间，包括巴蜀地区在内的某些文化联系。
但在过去三星堆、金沙的考古发掘中，也有代表部族首领青铜人像的黄金面罩。这次在三星堆发现的黄金面罩，从造型风格、使用习惯，到更晚期的金沙黄金面罩，在古蜀文化中可谓一脉相承。
从中原文化的价值系统来看，主要看重的宝物是青铜器、玉器、大龟。九鼎的信仰以及《礼记·礼运》所谓“祭器不假”，《礼记·曲礼》“祭器不逾境”“不鬻祭器”，都表达了青铜礼器的重大价值。玉器更以和氏璧能购买十五座城池而著称。至于大龟壳，则见之于《礼记·礼器》所谓“诸侯以龟为宝”，以及《论语·公冶长》记载，臧文仲家族以“山节藻棁”的方式礼敬“大蔡之龟” 。
中原地区在夏商周时期早期的价值系统中，黄金的地位确实并不是超越于青铜器、玉器、龟壳之上的非凡存在。黄金在中原的重要性，要到战国秦汉时期，如楚国之“郢爰”、秦朝之上币、汉代之“汉金”才显现出来。
三星堆和后来十二桥文化的金沙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因此确有重视黄金而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一面。这一特质，与蜀地通过南方丝绸之路，经云南连通缅甸、东南亚经往印度、西亚的延绵不绝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密切关系。
把青铜礼器作为价值承载体，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
在此之外，古蜀文明和古代欧亚文明之间的联系也表现为，中原地区宗教祭祀重视“神主”或“立尸”，但不看重神像，而古蜀文明和西面的欧亚地区一样，制作了大量的青铜神像。这是在中原殷周青铜文化中所罕见的。
所谓“神主”，通俗说就是神牌子，“立尸”就是大臣或者子孙扮演受祭祀的祖先形象，但都不用祖先的神像。古蜀地区重视欧亚大陆的黄金，也用神像祭祀，而不用中原的“神主”和“立尸”，且热衷使用有东南亚风格的象牙来祭祀。这些看起来都貌似不少异域色彩，但都不足以说明古蜀是异域文化的产物，只能将其视为中华文明下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分支。
而三星堆出土的礼器，从根本上说，也是中原文化下一种经过地方性文化演绎后的产物。以青铜礼器作为一个文明最重要的价值承载体，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无论是古埃及、爱琴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都没有将青铜礼器上升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高度。而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