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蔓延全球的“疫情”竟然是孤独？( 二 ) “在过去数十年

考克斯出生在英格兰北部一座小城，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毕业于剑桥大学。然而刚进入大学时，考克斯深受“文化冲击”，开始被孤独感包围。“来到剑桥我才意识到，你来自哪里很重要，你的口音很重要……你认识谁很重要。”考克斯曾对《约克郡邮报》讲述道，“我的口音不对，我不认识‘对的人’，暑假里我在爸爸的工厂里包装牙膏，但同学都在享受‘间隔年’ 。”
考克斯另一段倍感孤独的时光是生下第一个孩子后“独自”在家。“我只想和一个成年人有一点正常的谈话。”她经常对妹妹利德比特这么说。
考克斯自身的经历令她在从政后特别关注孤独问题。不幸的是，她因反对“脱欧”在2016年被一名极右翼分子射杀。之后，“孤独委员会”由考克斯的妹妹和朋友雷切尔·里弗斯接管，并于2017年底发布调查报告，要求政府设专门职位来解决孤独问题，这便有了后来的“孤独大臣” 。
2018年至今，英国共迎来3名“孤独大臣”，其间，政府提出“终结孤独倡议” 。消防队也开始接受相关训练，除了查看民宅的防火安全，还要注意住户是否有“社交隔绝”的现象。英国政府还投入1150万英镑建立“共建联络”基金，用于126个社会公共项目，比如培训年轻人如何陪伴老人，帮助老人熟悉数字化生活。
近年来，更多致力于“终结孤独”的民间机构在英国成立。比如名为Open Age的组织每周在伦敦市中心组织上百种活动，包括缝纫团体、时事讨论会、阅读俱乐部、体能锻炼、电脑班。该组织成员也会上门探视，想办法让独居者出门走走。
“我肯定是要‘孤独死’的”
【另一种蔓延全球的“疫情”竟然是孤独？】“我肯定是要‘孤独死’的。”《环球时报》采访人员的采访刚开始，森田就这么说。现年52岁的他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收入还可以，长相也不错，“曾经离结婚很近”，却由于种种原因单身至今。母亲过世后，森田与80多岁的父亲、十几岁的宠物狗小梅一起住在东京郊区。
“年轻时经常和朋友聚会、出去玩，不用为家里的事情操心，没尝过孤独的滋味。随着年龄增长，朋友各自组建了家庭，联系越来越少，一个人的时间多了，就开始胡思乱想，”森田对采访人员说，“前阵子父亲因病住院，我深夜看着垂垂老矣的小梅，就想到不久后，这个世界上再无我的亲人，一股恐惧感顿时涌上心头。”
“孤独死”最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于日本媒体报道中。日本《朝日新闻》引述一项调查称，如果以“在家死亡两天以上”定义“孤独死”的话，那么日本每年大约有2.7万人以这种方式离世。去年11月，日本民间机构“孤独死对策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孤独死”的男性平均年龄是61.6岁、女性60.7岁，男性死者人数是女性的5倍，死因主要有患病、自杀、事故等。
令《环球时报》采访人员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正在日本某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宫本也发出“就算我死了，也不会有人知道”的感叹。“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她说，上大学后，一直是自己租房住。日本大学几乎没有学生宿舍，独居是主流。
宫本的博士课程已进入第4年，为尽快完成论文，她不得不长时间闷头“做学问”，以前遇到问题还能和导师面谈，但如今由于疫情的关系，为数不多“和人说话”的机会也被发邮件取代。为防止感染新冠病毒，宫本还把研究场所从图书馆转移到家中。“彻底见不到人了，”她对《环球时报》采访人员说，“论文写不下去时，我会一个人去唱卡拉OK、吃烤肉，生活里的任何环节都可以不用和第二个人接触，省去了人际交往的麻烦，但孤独感也在加重。”宫本有时也会翻看手机通讯录看看能联系谁，但在日本，承认自己孤独似乎是一件“丢脸”的事情，所以她最终宁愿在网上搜索“如何对付孤独”，也不会主动联系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