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文英：想起三姐惨死仍会哭( 二 ) 截至目前

张宇静记得，奶奶有一把粉色塑料边的旧镜子，背面印着图案，陈文英对着已经裂开的镜面，用一把木梳子，梳几把灰白的短发。洗完脸后，拧开“雅霜”的绿盖子，手指蘸一点点，涂在脸上。“家里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虽然不是很大，家具也老了、旧了，但奶奶特别爱收拾，柜子里那些衣服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张宇静的记忆里，奶奶从不穿大红大绿的衣服，偏爱深色、方便穿脱的开衫，“她不穿那些鲜艳颜色的衣裳，给她买那样的衣裳她都不穿。”衣服破了，补上布丁再穿，但是一定洗得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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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英和长孙女张宇静合影。受访者供图

陈文英认真过自己的日子。没事哼哼小曲、嗑个瓜子儿，再含一颗老上海的话梅糖，还总馋小笼包和红烧肉。以前的家里有个后院，被陈文英种满了花花草草，老伴儿在的时候，两人一起养着一只小猫。

80多岁的时候，她能一个人从新街口走到汉中路，一公里多。哪怕最后两年，腿脚不利索了，陈文英还总想让孙女带她去看看，城南剪子巷那个她原来居住过的地方。
“每次我们去看她，她总是有一种渴望的眼神，就是希望儿女能在她身边的时间多一点。我们到那，她就拉着手不放，每次都叮嘱我们，没事多去陪陪她。”张宇静说，手机通讯录里，陈文英把儿孙的号码都设置成了方便拨出的短号，孤独的时候，能聊聊天。

又一盏灯灭了
“时常有幸存者打电话或者来纪念馆和我聊天拉家常，就像家人一样。我能有机会为幸存者服务是件很幸福的事情。”李雪晴告诉新京报采访人员。
她是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的工作人员。该协会于2004年成立，以“关注战争受害者，援助历史见证人”为宗旨，为幸存者报销医药费、发放生活补贴及节日慰问金、提供健康呵护服务、组织活动等工作都由他们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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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援助协会工作人员在春节慰问陈文英。受访者供图

李雪晴从事这项工作近9年，多年的相处、服务，让她把这些曾经素不相识的老人当成了自己的爷爷奶奶。她的微信好友列表里，基本都是幸存者家属。

近年来，陈文英身体不好，李雪晴和同事时常给家属打电话或发微信，“随时了解奶奶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状况。”每逢节日、纪念日，她组织人员上门慰问陈老的同时，还组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健康呵护服务队”的医护人员上门为陈老提供健康呵护服务。
每到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陈文英都会在家看电视新闻。
她不理解，“难道他们（日军）没有亲人、没有妻儿吗？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什么要杀无辜的百姓？”
偶尔去纪念馆，看到影像资料上的日本兵，陈文英气愤；有采访人员采访她，触到记忆里的伤口，陈文英又难过；和长孙女张宇静聊起往事和岁月，她“眼泪就哗哗直掉” 。
最近几年，看完新闻，陈文英总觉得，三姐就在窗户边走来走去。家人劝她不要乱想，她只说，“三姐在叫我一块过去呢。”
4月10日下午，96岁的陈文英离世。纪念馆为她举行了线上“熄灯”仪式，点亮陈文英照片的那盏灯熄灭，照片也由彩色变成黑白。“工作中难过的时候，就是得知幸存者去世的消息。”李雪晴说道。
截至目前，2021年以来，共有五位幸存者离世。一盏接一盏的灯，灭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那面挂满幸存者照片的墙上，只有67盏灯仍在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