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想谈欧洲事务，该打谁的电话？( 五 ) 原标题：伍慧萍：今后想谈欧

此外，我们现在也开始关注西方的世代变革，民众的社会思潮怎么变，比如西方的年轻人怎样认知中国，对他们的研究和关注更加全方位。
观察者网：现在我们要在欧洲议会里面开展一些外交工作，困难大吗？
伍慧萍：有一定的难度，议会当中抱有意识形态成见和敌视态度的议员不少，沟通比较困难。但是像台湾地区的一些人很活跃，和欧洲各级议会的议员接触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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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您提到的这种情况恐怕还不仅仅是在欧洲，比如在美国，有些异见人士或港台地区的人，借助一些反华议员在国会提出各种提案来影响对华政策等等，在这些方面对我们其实是很不利的。
伍慧萍：确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是应当进一步深入了解西方政治制度的具体运作。很多时候你想真正做成事的话，还是要先搞清楚它内部的运作程序。无论是欧洲议会还是其他各国议会里面的议员，大部分人的意识形态色彩还是比较浓的，也不可能每个人对中国有深刻了解，反华的也不少。绝大多数议员都是自己选区直选出来的，一般来讲议员都认为自己是民意代表，在与中国对话的时候会更多地强调自己的价值观。
观察者网：是的，通常我们会观察这个议员是从哪个选区出来的，这个选区有什么经贸利益是与我们有关系的，也许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做工作，但现在好像这种经济性因素也有很大不确定性或是逐渐降低？
伍慧萍：他们在三权分立之下，政府可以尽量慢慢地跟你搞好关系，但需要对选民交代的一些东西可以放在议会层面。他们可以有各种说辞，可以说这不代表我的立场，但是我也管不了他们，类似的手段还是比较多的。
但另一方面，现在在经济领域，德国对中国的基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我们一直说“政冷经热”，政客里面反华的会多一些，但经济界因为有基本利益摆在那，所以会有一种印象就是中欧关系的基本盘是经济，不会脱钩。然而事实是，德国经济界现在对中国也非常警惕。
很大原因还是竞争性的一面变强了。德国一度是出口世界冠军，后来被中国赶超，最近一段时间，就连在德国一贯擅长的机械制造领域也被中国赶超。如果说过去中德之间更多的是互补性，但现在同质竞争的趋势在上升。
欧洲目前对中国有三重定位，即经济合作者、竞争者和体制对手，体制对手的提法是新的，而提出这个新定位的就是德国工业联邦联合会，这意味着经济界也越来越多地强调地缘政治，主要是因为他们感受到的威胁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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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工业协会（BDI）主席鲁斯武姆欢迎默克尔总理致辞图自AP
观察者网：像前几年中德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合作还是比较广泛的，中企也收购了一些知名德国企业，不知近两年在这些数据上有没有变化？
伍慧萍：这几年中企“走出去”的业务受限非常多，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中企大量收购，让不少人觉得中国要“买空欧洲”，担心自身的关键技术转手流失。所以德国和欧洲的外资审查规则越来越严格，关键在于一方面竞争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担心中方窃取技术和核心技术，所以对这些问题就越来越敏感。这体现出欧洲人心态逐渐失衡，焦虑感在上升。
在后默克尔时代，德国对华的总体基调应该会趋向强硬，包括对华保护主义、价值观的比重显然在上升，更加希望在具体事务上与美国加强协调，同时也会更加强调欧洲采取对华统一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