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诺奖为何拿得这么难？｜杨振宁( 三 ) 尽管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是公

瑞典科学界在20世纪早期过分注重实验物理学，而将理论轻视为纯粹的猜想。哈瑟伯格在瑞典很有权威，他一直坚持认为精确测量“是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物理定律的根本和主要条件，是走向新发现的唯一道路，是科学进步的不二法门。”这正是霍尔顿（G. Holton）所说的“实验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在1900年前后在物理学界十分流行，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前后，多数国家物理学界有了不同的看法，并且选择了不同的研究方式，但是瑞典物理学界（尤其是当权的乌普萨拉学派）的眼光仍然十分狭隘。哈瑟伯格和古尔斯特兰德他们甚至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一种“病态”物理，侵蚀以前人们所持的正确的信念，与西方文明的古典希腊传统的真、善、美观念完全相反。他们认为爱因斯坦没有做过任何实验，他的理论不是由实验归纳出来的；他修改基本假设，将不同的物理领域归纳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这对他们这些实验物理学家来说简直是形而上学的工作，不是科学的一部分，而是科学中的达达主义（dadaism）*的表现。[1]
阿伦尼乌斯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以前因为他的电离理论受过乌普萨拉大学的压制，因此并不满意哈瑟伯格和古尔斯特兰德那种过分偏爱实验的狭隘态度，但是他对于爱因斯坦获奖仍然持不支持的态度。他的歪道理是：1918年普朗克刚刚因为量子论获奖，再紧接着因量子论颁奖给爱因斯坦，不妥；如果真要因光电效应颁奖，就应该给予实验物理学家。他还建议， 1921年干脆不颁发物理学奖。结果， 1921年真的没颁奖给物理学，而其他4项奖照常颁发（当时还没有经济奖）。这也是诺贝尔奖史上的一次非常奇特的行为。
1922年，推荐信又陆续寄到了委员会，推荐爱因斯坦的著名科学家越来越多。法国物理学家布里渊甚至在信上写道：“试想：如果诺贝尔获奖者的名单上没有爱因斯坦的名字，那50年代以后人们的意见将会是怎样。”这时，形势已经不再是爱因斯坦盼望得诺贝尔奖，而是诺贝尔委员会非得以某种授奖原因把诺贝尔奖授予爱因斯坦了。因为，爱因斯坦在科学界的名声如日中天。有些人认为，如果爱因斯坦不先得奖，再无法考虑其他候选人；有些人还说，爱因斯坦的威望已经比诺贝尔奖还要高。
普朗克建议， 1921年的物理学奖补发给爱因斯坦， 1922年的给玻尔。物理学评奖委员会委员奥席恩（C.W.Oseen ， 1879—1944）再一次提出，爱因斯坦可以因为光电效应中的爱因斯坦光电方程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物理学评委会又让古尔斯特兰德写关于相对论的报告，其结果可想而知；但幸亏委员会这次让理论物理学家奥席恩（而不是物理化学家阿伦尼乌斯！）来写光电效应的报告。
最后，评委会决定绕过相对论这个“争论太多”的障碍，直接以光电效应定律的贡献把1921年空缺下来的物理学奖授予爱因斯坦，而将1922年的授予玻尔。
在大势所趋的形势下，爱因斯坦终于在1922年得到了1921年的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委员会虽然留下了种种遗憾和可供指责的地方，但是他们终于把诺贝尔奖授给了最应该得到它的人。也许让爱因斯坦感到好笑的是，授奖通知时上面特别指出：他在获奖演说时仅限于正式的授奖理由，而不得提到相对论。
这样，爱因斯坦获奖的事情总算解决了，但是物理学审美判断仍然没有放在桌面上来彻底讨论，说明评委会对此态度仍然十分暧昧。但是，随着科学革命的深入和成功，科学家们对科学理论中的审美判断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认识到在远离人们经验领域的宇观物理学和微观物理学里，少了审美判断几乎是寸步难行，审美判断和实验检验逐渐成为发现真理、探索真理途中不可或缺的两种相辅相成的科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