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员困在系统里，系统困在误解里( 二 ) 撰文|佘宗明「恒大员工要在篮

「个体工商户模式」，固然是其走过的一段弯路，但矫枉路径不应是退回到传统劳动关系框架下。
不少企业诱导或强迫外卖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固然是问题连着问题：将劳务服务与承揽合同等法律关系生硬地揉杂在一起，会模糊几方的责权利。
但也应看到，这是由平台经济衍生的行业生态问题，而非单纯的道德议题。
「个体工商户模式」最早出现在「四通一达」：2019年「双11」前，苏州昆山政府企业联合开发了「好活」平台，为自然人转化成个体工商户(创客)提供了入口，并帮助他们与快递企业无缝对接，实现灵活就业，为企业降低用工成本，也为个人增加就业机会。到后来，该模式在外卖、网约车、电信等领域通行。
「个体工商户模式」能帮转包企业压缩用工成本，对那些「灵工」来说也有好处：
拿外卖业而言，平台与骑手的交易若按劳务所得纳税，依2019年开始实施的综合所得税率计算，月收入在3000至12000元，税率为10%;若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平台与骑手的交易则按经营所得征收税率，一般按行业从0.1%到1%不等。
纳税差额，让部分骑手对注册成个体工商户饶有兴致：这样一来，他们可以少交税、多拿钱，收入也会增加。这是不少骑手需要的「真香」选项。
进一步讲，很多外卖员对传统五险一金的接受度也不高——他们的职业流动性大，社保缴纳缺乏连续性，社保对应的购房资格、子女上学等福利够不上，离开城市后社保转移手续又很繁琐。更重要的是，社保需要企业和个人共缴，这意味着拿到手的现金会减少。
当「个体工商户模式」顺着多方现实利益的契合点抛出了「次优方案」时，它蔚为风行也就不难想见。
没看到这些利害关系，只顾着搞道德批判，很容易变成某种「何不食肉糜」。
按照知名劳动法学者王天玉的说法，骑手注册个体工商户主要是税法上的效力，并不否定其劳动关系下的劳动者身份或非劳动关系下的类雇员身份，也不否定应有的劳动权益保障机制。
但考虑到此举易模糊多方权责，及时纠偏，也在情理之中。今年9月，美团、饿了么两大外卖平台都明确表示，禁止配送商诱导强迫骑手转个体户以规避用工责任，着眼的就是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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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偏之后，还得在提升外卖员职业保障方面系统性发力。
但发力点不应是将灵活就业又拽回到传统劳动关系的约束之列。
往前是因时而变，往后是刻舟求剑，当灵活用工已拉着就业形式向前跑，“平台—劳动者”多边关系的界定，也理应是朝前看，而非往后退。
从趋势上看，与人类技术进步伴生的，就是强依附性劳动关系的不断松绑。以雇佣关系为主导，向雇佣和市场交易合作等关系并存转型，是大势所趋。
克莱·舍基在《未来是湿的》中预言：在未来，人与人之间凭情感、缘分、兴趣快速聚散，而不是像机关、工厂那样「天长地久」地靠正式制度强制在一起。
零工经济与灵活就业现象的出现，就隐约与之呼应。
从现实情况看，用劳动合同法约束平台和外卖员，要求平台给外卖员交社保，恐怕也会压垮平台经济，带来成本转移。
给外卖员交社保，不是请客吃饭，是要现场买单。
对外卖平台而言，外卖业务通常是「高频打低频」的流量入口，但从外卖UE模型不难看出，它本身并不赚钱。如果让平台给外卖员都交上社保，那足以压垮各个平台。
声道就算了笔账：
美团2020年的归母净利润，总共才47.08亿元;阿里巴巴2020年年中报显示，饿了么在当季度才实现每单盈利转正。就算按最低标准给外卖员交社保，平台也得亏损倒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