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 ， 我们看到成年后的茨威格从维也纳走出 ， 迈向广阔的世界 。他在欧洲各国自由往来 ， 在世界各地无拘无束的旅行 ， 过着一种世界性的生活 。在萨尔斯堡城卡普齐纳山上的家中 ， 茨威格接待来自世界范围的各界精英——包括著名作家高尔基、罗曼·罗兰、诗人里尔克、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音乐家理查·施特劳斯等等 ， 他将这座山居称为“一所欧洲人的房子” 。在此 ， 他们畅谈理想、艺术与人生 ， 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而愉快的时光 。茨威格的国籍是奥地利 ， 他用德语思考和写作 ， 但他同时精通多国语言 ， 他的心灵超越了民族、国家和语言 ， 他属于全欧洲 ， 属于全世界 。
就这样 ， 在茨威格的生命中 ， 维也纳不只是他的故乡 ， 更是他的精神家园 。当他和他的精英朋友们从山顶居所的阳台上眺望美丽宁静的风景时 ， 又有谁会想到 ， 正对面的贝希特斯加登山上 ， 有个坐在那里的男人有一天会毁了这一切 。1938年 ， 当茨威格位于萨尔斯堡的收藏丰富的私人图书馆被纳粹烧毁之际 ， 他生命的一部分也随之而去了 。那个“昨日的世界”只能小心翼翼地化入他的小说和自传 ， 如《普拉特尔的春天》、《家庭女教师》、《奇妙之夜》、《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旧书商门德尔》 ， 以及那本大名鼎鼎的《昨日的世界》 。随着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 ， 以及纳粹对犹太人的无情迫害 ， 这座城市的一切都沦为“此情可待成追忆” ， 就像那昨夜星辰昨夜风 ， 再也无从寻觅了 。
精神的流亡
虽然茨威格的流亡生涯是从希特勒上台的次年（即1934年）开始 ， 但从一战结束的那段岁月开始 ， 他的精神流亡史已经展开 。在《昨日的世界》中 ， 他写道：“一九一九、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奥地利战后最艰难的三年 ， 我是在萨尔斯堡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度过的 。我已经放弃了有朝一日重见世界的希望 。”尽管这一希望一度重现 ， 但那个风华自足的维也纳飘然远去 ， 欧洲文化的黄昏正在悄然降临 。一战时 ， 一个叫斯宾格勒的中学教师躲在慕尼黑昏暗的贫民窟中埋首写作 ， 在烛光中完成了惊世之作《西方的没落》 ， 该书第一卷和第二卷分别出版于1918年和1922年 。生性敏感的茨威格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日落西山的窘境（《昨日的世界》中即有一章名为“日落西山”） ， 却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争取欧洲的精神统一 ， 这是他毕生奋斗的理想 ， 也是他一生的悲剧之缩影 。
于是 ， 茨威格在世界各地东奔西走 ， 在瑞士、荷兰发表演说 ， 用法语在布鲁塞尔的艺术宫演讲 ， 用意大利语在那座具有13世纪艺术风格的佛罗伦萨的历史性大厅里——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曾在那里就座过——发表演讲 ， 用英语在美洲——从大西洋此岸到大西洋彼岸的讲学途中——发表演讲 。这还不够 ， 他还启动了一系列最终形成欧洲人文主义精神画廊的庞杂研究 ， 其中专著《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为我们留下了最重要 ， 而且依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描述 。歌德、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里尔克、赫茨尔、弗洛伊德、施尼茨勒、马勒、布鲁诺·瓦尔特和优塞福·罗特等名字吸引了茨威格的注意 ， 这或许是意料之中的 。但他还写了整整一本关于巴尔扎克的书 ， 还有但丁、蒙田、夏多布里昂、圣伯夫、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勒南、罗丹、布索尼、托斯卡尼尼、兰波、詹姆斯·乔伊斯等等 。他留下了或许是欧洲历史上最出色的人物传记 。
所有这些人物和名字 ， 就像茨威格的精神流亡地图上的一个个站点 ， 连缀起那个渐行渐远的昨日的世界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属于人文主义精神传统中的大师 ， 既有继承者 ， 也有反叛者 ， 却都整合进他心心念念的“欧洲的精神统一”的宏大版图中 。为此 ， 他自创了一种“三联法”来写作人物传记 ， 即将彼此勾连、映照的三个人物放进一本书里 ， 恰如音乐上的对位法 。就这样 ， 他用这种方式一共写了九位人物 ， 总其名为“精神的建筑师” 。这种写法的意旨 ， 他在《三大师传：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英文译本序言中便开门见山地阐明：“我尝试用对比和类似的方式 ， 把诗人型的人物的特色作类型概括 。”他将历史资料和小说笔法熔于一炉 ， 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精神传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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