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主义是什么意思（犬儒主义为什么是一种意识形态）( 三 ) 犬儒主义是什么意思（犬儒主

然而，综观齐泽克对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是在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的基础上来谈论犬儒主义的。如果不仔细分析的话，读者甚至会错认为齐泽克是同情或认可现代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齐泽克的意识形态与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为此我们必须在齐泽克意识形态分析的基础上，来探究犬儒主义与精神分析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以及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复杂关系。现在我们转向齐泽克对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
2 犬儒主义为什么是一种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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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犬儒主义已经构成了当今的一种意识形态。英国学者T.贝维斯指出：“犬儒具有典型的后现代品格，它是一个不仅异化于社会而且异化于其主体性的现象。‘犬儒主义’是一个被那些政治家、批评家和评论家当做后现代主义的同义词来使用的概念。“[1]但问题是，犬儒主义为什么在当今社会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呢?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理清它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首先，将犬儒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与20世纪末后现代主义所流行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论有关。齐泽克的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写于1989年，当时恰逢意识形态终结论登场之时。众所周知，二战之后，随着西方生产力的发展和消费社会的繁荣，特别是20世纪末苏东解体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代表的“冷战”时代的结束，“意识形态终结论”开始盛行于西方，并逐渐蔓延至中国社会。法国学者雷蒙·阿隆早在50年代就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论，他因而成为现代西方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终结”最早的预言者之一。雷蒙·阿隆在1954年为阿多诺在法兰克福主编的《社会学》中写下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文，由此西方知识界围绕着“意识形态终结与否”进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讨论，该讨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论述中再次提及“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问题，并著有《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它与80年代之后盛行于西方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终结论一起构成了“终结”说，并盛极一时。在该书中，丹尼尔·贝尔将意识形态问题与他有关后工业社会的思考联系起来。但是，贝尔在书中所提到的意识形态，仍然是在传统的意义上来谈论的。因此，他在该书中谈到了旧“意识形态终结”，并指出了新的意识形态的诞生及其前景。他说：“当19世纪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正在崛起的亚非国家却正在形成着新的意识形态以满足本国人民的不同需要。这些意识形态就是工业化、现代化、泛阿拉伯主义、有色人种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明显差异中蕴含着20世纪后50年所面临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的，并且是由知识分子来倡导的：亚洲和发展地区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是由政治领袖创造出来的。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2]
显然，丹尼尔·贝尔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和结论，是建立在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欺骗性和阶级性等诸多特征的基础上。他所谓的旧的“意识形态终结”和新的意识形态的诞生，指的是传统的西方19世纪以来那种带有普世性的、人道主义关怀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而新的意识形态则指的是伴随着后工业社会的降临而导致的新的意识形态的诞生，即亚非地区那种地区性和工具理性式的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显然，贝尔所论与齐泽克所说“意识形态”概念并不直接搭界，也是齐泽克所予以摈弃的。从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的立场看，他是反对意识形态终结这一论调的，因为现代意识形态是建立在无意识的基础之上。齐泽克认为，作为支配着人们某种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是始终存在，难以消失的。这一点在阿尔都塞的《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已经的得到了充分的阐述。阿尔都塞论及的意识形态充斥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政府机关、学校、教堂，以及各种各样的活动之中。总之，意识形态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不会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而终结，它也不再表现为真实与虚假、现象与本质式的问题，而更多地表现为幻象与症兆。但是，现代意识形态并不是主体可预设的，而只能采取拉康精神分析的运作逻辑。正因为此，现代意识形态就从认识论“知”的层面，转向了“行”的实践层面。由此，根据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的这一逻辑，他断言我们并没有进入到后意识形态时代。[3]这是他与后现代的意识形态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