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冠之后的谌利军，有了新目标( 四 ) 所谓“出路”

“我说你们可以慢慢做，不用那么辛苦，但我不行，没人帮我的忙。”儿子在体校训练，算上学费、生活费、路费和零花钱，一年需要大概七八千元。谌友珍想着，要不别让孩子练举重了吧？她把谌利军接回了老家。
但蒋益龙不愿意放弃，“从我的角度看，像这样的家庭，如果他读书或者做其他的事，还是会很艰苦的。”也是在那时，蒋益龙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谌利军培养出来。
他告诉谌友珍，钱的问题他来想办法，“只要你把小孩交给我。”
后来，每次交钱的时候，谌友珍都是有一点交一点，一次学费要分好几次才能缴清。实在没钱了，蒋益龙就把这笔钱出了。那几年，蒋益龙每个月的工资不到一千块，有时补贴完孩子们，他还要借钱才能过日子。
蒋益龙对谌利军的“偏爱”，和自己的经历相关：他也是举重运动员出身。1986年，21岁的蒋益龙在湖南省级运动会上取得了名次后，安化县体育局给他解决了县城户口并安排了工作，蒋益龙便从运动员转身成了教练。
对蒋益龙而言，举重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专业上，本来还想（继续）走一走的。但解决了自己的‘铁饭碗’问题，就很知足了。”蒋益龙说，对那个年代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而言，这几乎是最好的选择。
他希望，通过举重改变命运的事情，也可以发生在谌利军身上。

文章图片
▲谌利军和母亲的合照。受访者供图
举重的意义

很难说清楚，谌利军在哪一天真正明白了举重的意义。
在益阳少儿体校的那几年，谌利军觉得，自己坚持训练就是“想了解它”，想在训练中弄明白“举重到底是什么？”
比起“改变命运”，年幼的谌利军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经济问题。父亲患病后，他想在挣钱的同时兼顾举重，进入省队成了最好的选择。
在日常训练中，蒋益龙也总是用“进省队”来激励孩子们：蛙跳跳到多少下，你就可以进省队了；省队不光有工资，还有编制，以后都不用愁了。
2006年，13岁的谌利军参加了湖南省级的运动会，拿到名次的运动员就有机会进入省队。“那次他失败了，没有拿到名次。”
蒋益龙记得，谌利军的父母情绪都很低落，“比较失望” 。蒋益龙只能赶到安化，跟他们做分析，“这次比赛没拿到成绩不要紧，反正我保证把你的小孩送到省队去。”
彼时，蒋益龙已经当了十多年举重教练，有天分又努力的，谌利军算是为数不多的一个。“我一直就这么觉得，他就是可以。”
2007年4月，谌利军又有了去省队参加考核的机会。临出发前，蒋益龙把谌利军的被子、行李都带上了，“当时还没确定要留下他，但我对他充满了信心” 。蒋益龙说，当时谌利军重50公斤，高翻（举重的一个动作）的重量达到了110公斤，“那是非常少的” 。
也正是凭借着高翻的重量，谌利军留在了长沙。在长沙训练了近两年后，他正式进入省队，每个月有一千多元的工资。每个月，除了负担自己的生活开销，谌利军还能给生病的父亲打200元的零花钱。村里没有银行，每个月谌父都要去县里面取钱，“他爸爸都好高兴的。”谌友珍说。
但直到谌利军进入省队，谌友珍都不确定送儿子去练举重到底对不对，“要练到什么程度？练到什么时候？我都没想过。”
谌友珍担心：“要是没练出成绩就退役了，怎么搞？他是能到社会上去做个什么生意？还是能到工地上去做事？”
谌友珍记得，有一年，谌利军从体校回家，和她一起到菜园里浇水。谌友珍在前面担着两桶粪水，谌利军在后面担两桶清水。结果谌利军一路都摇摇晃晃的，还没走到菜地，水就洒完了。“我说你怎么搞的，两个桶都不能担？他就说’妈妈我不能担，我给你提’ 。”谌友珍记得，谌利军一手拎着一个桶，就像功夫片里的武僧一样，稳稳地把水拎到了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