涌金楼丨我和诺奖，只有一个摇滚爱好者的距离浙江新闻客户端见习记者拜喆

浙江新闻客户端见习采访人员拜喆喆采访人员朱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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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傍晚，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公布。今年的获奖者是经济学家David Card（后文简称“Card”）、Joshua D.Angrist （后文简称“Angrist”）和Guido W. Imbens（后文简称“Imbens”）。
其中，一半奖金授予Card ， “因为他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 ，另一半则奖给Angrist和Imbens ， “因为他们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学贡献” 。
Card的贡献在劳动经济学领域，这是经济学研究的社会核心问题之一，而Angrist和Imbens的成就在于方法论。有趣的是，这三人的研究，不约而同地和一位已故经济学家Alan Krueger（后文简称“Krueger”）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Krueger同时还是一名摇滚爱好者。
本端采访人员邀请到了2位重磅嘉宾，为大家用最通俗的方式，解读今年的3位诺奖经济学奖获得者究竟有多“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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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员：您认为，为什么是他们获得了今年的经济学奖？
张海峰：Card获奖并不意外，他1995年就获得了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John Bates Clark奖， Angrist和Imbens虽然没有获这个奖，但都是实证经济学因果识别方面的领军学者，与Card还有已故的Krueger等一起，推动了经济学研究的可信性革命。
我想今年的奖项颁给这几位学者，不仅在于他们运用精巧的研究设计，对许多重大而经典的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更在于他们的许多研究深刻地影响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使得经济学研究更加注重探讨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
张川川：如果对近40年的主流经济学研究有所了解的话，就不会奇怪为何他们能够获奖。
近40年经济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越来越重视实证研究，或者说经验研究，也就是利用数据资料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去验证或推断微观主体（比如个人、家庭、企业）的决策规律，以及宏观经济运行规律。但是，要准确分析这之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困难的，需要依赖于很多假设，传统的经济学量化分析方法在分析因果关系方面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由Angrist ， Imbens ， Card ，以及已故的Krueger和前哈佛统计系主任Donald Rubin等人所发展和推广的因果推断方法，特殊之处在于，能够在使用观察数据的情况下，近似模拟实验数据的条件，使经济学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准确地揭示和量化因果关系，极大地提高了社科实证研究的可信性。
同时得益于数据资料的日益丰富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掀起了一场被Angrist称为“实证研究可信性革命”的研究潮流，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经济学实证研究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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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员：能否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解读一下这3位获奖者的研究领域？
张川川：Card是一位典型的劳动经济学家，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几乎覆盖了劳动经济学的所有重点问题，例如最低工资和失业、人口迁移、教育回报、劳动力市场歧视等。
他跟更早期的其他劳动经济学家相比，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大量使用了当前在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非常流行的因果推断方法“拟实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