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社会的共生在科技貌似越来越具有自主性

在科技貌似越来越具有自主性的时代，科技实践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善意的倡导和批判，只有落实到为增进人类福祉的实践之中，科技向善才真正落到了实处。
邱泽奇/文当我拿到《共生：科技与社会驱动的数字化未来》这本书稿的时候，感到一阵欣喜。理由很简单，从腾讯提出将科技向善作为一种倡导开始，科技公司与社会对科技向善的理解与实践正在逐步迈向深入与务实，尤其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的 2020年之后。
科技公司是提供科技产品和服务的主体，愿意倾听社会的声音，是科技向善迈向务实的前提。与此同时，社会对科技产品与服务提供建设性的诉求，则是让科技迈向“向善”的有效保障。
冲击与反思
本书第 4 章收录了10篇来自社会各界的声音，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疫情冲击的基本判断。来自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朱恒源把企业、社会、技术放在疫情场景之下，指出尽管社会自身对科技的期待存在张力，但理解社会期待的复杂性依然是企业提供善的产品和服务的前提，理解人类适应能力的滞后性，其实需要整个产业界而不仅仅是科技界创新科技、企业、社会之间新的关系模式。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姜奇平提供了一个节奏性判断，指出疫情提供的极端环境改变了以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方式，出现了“线下主动找线上”的模式，在产品与服务的关系中，把服务进一步推上前台，制造业的服务化迎来了一个转折点，从而把科技的社会价值推上了前台。
腾讯高级顾问、HR科技中心人力分析负责人廖卉从另一个视角指出，疫情的压力让“远程+现场”快速成为新的工作场景常态。与此同时，平台服务在劳动力市场的拓展让共享用工也提早到来，同时，对工作监管提出了新的需求。用人工智能监管劳动成为满足工作新常态的现实场景。进而，对人的人文关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人工智能的伦理议题就此进入了社会的现实，科技向善不再只是科技公司的社会价值倡导，而是开始进入社会生活。
第二类是对科技反应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龙指出，原本，判断是人的基本权利，可我们却把它交给了算法，疫情成了这一进程的推手。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常江也进一步指出，我们正在没有任何批判地拥抱科技带来的效率，却忽视了对技术的批判，进而直接丢弃了科技产品与服务中的人本精神。
科幻作家陈楸帆则忧虑，当我们把一切都包给机器时，人类还会剩下什么?当我们把教育当成纯粹的技术，而丢弃了对自我的寻找，教育便失去了其价值内核。正是在这个语境之下，曾毅尖锐地指出，当下，社会对创新的诉求极高，忽视了对科技伦理的关注，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发展亟须考量其对社会的长期影响，一方面要提升科技系统对社会的透明性，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跨部门、跨学科的协作，让社会的伦理倡导变成科技的伦理实践。
可如此，会引发科技公司竞争方向的调整，一如美国华盛顿大学福斯特商学院Philip Condit讲席教授陈晓萍所说，当科技的社会价值成为其产品和服务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企业的管理变革时机便已经出现，把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价值融入社会价值之中，将是管理革命的风口，也是竞争超越的契机。
伦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百岁人生》作者琳达·格拉顿则从技术进步和疫情冲击的双重视角探讨了教育、就业、医疗健康等领域的新变化，以及新兴技术所扮演的角色。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薛澜则跳出企业视角，站在社会一侧指出，企业是落实科技向善的主体，也是最有效率的主体，可规制依然是社会的、公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