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要将对平台内部合规管理的监管放在首位本文转自：北京日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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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江小涓
数字治理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用数字技术治理，二是对数字技术治理，三是数字社会治理。这三层治理的含义都很复杂和深刻，超出人们的通常理解，带来传统角度的治理难题。有效治理需要理解问题本质，更新监管理念，转变治理载体和手段。
用数字技术来治理
通常人们所说的利用数据技术进行治理，是指用数字技术为政府治理赋能，提供更多治理手段，例如通过监控设备进行远程现场监管、利用线上流程为市场主体和公民提供更好公共服务等。然而，我这里所讲的用数字技术治理，超出这个理解，将其延伸到政府和市场边界划分这个大问题上。现代社会治理不像一些经济学家讲的那样，要么市场要么政府。在一个很好的制度设计下，公民、社会组织、市场、企业都可以参与治理，我们原来讲所谓有外部性因而需要政府伸手的领域，有些可以通过一种有效的制度设计，通过共同治理来完成。
在数字时代，多方治理问题可以极大扩展。数字时代之前，通过制度设计解决的问题通常是非常具体的，因为各方损益的计算很复杂。比如污水排放问题，只能在一个很局部的范围内设计。范围一大，就没有办法来计算各方在这个行动中的得与失。而现在有了数字技术提供的海量连接能力和巨大算力，环境问题中的多种形态排放、减排行为的贡献等，宏观上可以在很大范围中计算，微观上可以颗粒化到个人，而且可以追踪动态足迹。
更进一步就需要思考政府调控问题。需要政府干预市场的理由之一是过去政府具有“信息优势”：掌握统计数据，知道面上情况，因此能做出从全局角度看的正确决策。这些情况企业不知道，行业不知道，他们若不听政府指导，就有可能是盲目在做决策。
现在情况发生变化，政府的数据是层层报上来的，而数字平台的数据是各个现实场景实时汇聚出来的，很多行业组织甚至头部企业都能知道宏观数据，并不比政府知道的少，而且数据更加实时和准确。例如，几个大的工程机械平台实时监控全国85%以上大型工程机械设备的开工时长和运转情况，由此得到所谓的“挖掘机指数” ，能够精准推断出全国投资项目的开工进展情况，成为了观察固定资产投资的风向标。还有货运车平台得到的“物流热度指数”、租房平台得到的“租房供求倍数指数”等，都是经典的宏观指标。
还有，数字经济在经济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但其运行逻辑和传统经济并不相同，例如网络空间大量可复用复制的内容，供应方收益有限，消费者获益极大，但却无法合理估值使其体现在GDP中。因此，政府原来依据信息优势进行的宏观指导，就成为一个值得思考讨论的问题：政府的公共立场仍然无法被替代，但政府宏观调控行为、调控指标和调控手段是否需要进行调整优化？
对数字技术的治理
对数字技术的治理主要聚集于数据问题、垄断问题和价值观导向这几个问题上。这几个问题都是对数字技术负面作用的治理。社交平台上经常有很多的虚假信息，这是所有国家都不愿看到的。欧洲2018年开始实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旨在加强个人对网络隐私的控制。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外平台的虚假信息都不少，平台持有的个人数据仍在持续增长，这是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博弈。
我国的平台企业在全球最宽松的环境中发展了20多年，的确积累了不少问题，加强治理很有必要。不过对平台与传统大企业的差别要有清醒认识。“垄断”是监管中的高频词，但是对于平台企业的垄断判定有一些困惑，垄断的定义是具有市场控制力并因之获取不当利益，是状态和行为双标准。如果只是大而没有作恶并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平台型大企业从其“大”来看超乎以往任何时期，但是现在很多大的平台没有“高收费”这种传统大平台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相反平台免费给消费者提供服务。现在判定垄断多数都用经营者合并消灭同业竞争的这个理由，或者说平台有自我优待问题，即给自己的关联企业导流让它们优先接触到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