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德的成功，具体是怎么来的？( 三 )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

药物的开发似乎遵循着所谓的“爱隆定律”（Eroom’sLaw）。简而言之，每10亿美元所研发的批准药物数量每隔9年就会减半。70多年来，这种模式基本上一直保持不变。自1950年以来，研发新药的成本至少增长了80倍。美国塔夫茨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从1975年到2009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一种药物的开发成本至少增长了13倍。到200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为13亿美元。相比之下，在20世纪60年代，每一种药物的研发成本约为500万美元。至少在新冠疫情之前，药物开发的时间线仍在延长。爱隆定律显示，研发新药需要越来越多的投入和资金。在医药领域取得突破的难度呈现上升趋势。
“爱隆”并不是某个人的名字。这个定律名称其实是把摩尔定律（Moore’sLaw）倒过来拼写而得。摩尔定律是指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每两年就会翻一番，从而推动计算能力呈指数级增长。如果说有什么能代表技术乐观主义的话，那就是摩尔定律。与此同时，作为制药行业的深层模式，爱隆定律正好相反。医学进展没有复杂化，也没有变得更容易，但遇到的挑战却往往如此。
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新药也很稀缺。自那之后，人们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那就是“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而我们所处的时代，再次引用谢默斯·奥马洪尼的话，是“一个期望没有得到满足和不切实际的时代，一个失望的时代” 。药物开发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罕见病，另一个是慢性病，比如高血压。二者都能提供稳定的、可预测的回报。严重但常见的疾病已经消退，而普通感冒等疾病带来的挑战依然存在。与此同时，制药研究有持续亏损的趋势，这对人类的未来而言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一切都非常奇怪。这违背了基本的常识，即大规模的研发活动应该会带来大规模的回报增长。在潜在科学和技术工具已经取得无数进展的背景下，这种趋势依然存在。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每个化学家可以合成的类药物分子数量增加了800倍。分子文库——药物研究的基本构件——获得了极大的扩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DNA测序效率已经提高了10亿倍以上。计算机药物设计等新领域在功能上越来越强大，为这些进步提供了支持。如今，与健康相关的研究支出占所有研发支出的25% ，而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例仅为7% 。从表面上看，科学、技术和经济都暗示着新药物的开发应该加速，并且变得更便宜。
爱隆定律与始于巴斯德的模式相悖，表明我们面临一个日益严峻，并且与预期寿命提高放缓密切相关的挑战。每一年，我们都需要更多的资金、研究人员、时间和精力来实现医学突破。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以及我们的基本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当轮到我们，或轮到我们所爱的人，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会变得无比现实。对医学进步如此不平衡的理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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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改编自迈克尔·巴斯卡尔的书《人类前沿：大思想在小思维时代的未来》（HumanFrontiers：TheFutureofBigIdeasinanAgeofSmallThinking）与癌症的抗争
与癌症的斗争是最真实的例子。在发达国家， 50%的人在其一生中会被诊断患上癌症；在世界范围内，每年有超过1700万患者被确诊癌症，到204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上升到2750万。尽管如此，直到最近，我们对肿瘤只有三种主要的治疗方法——手术、放疗和化疗，在本质上与切割、烧灼和毒杀无异。许多昂贵的药品都有不良记录。发表在《肿瘤学年鉴》（AnnalsofOncology）上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特殊资金池资助的47种药物中，只有18种药物能够提高存活率，而且只能增加3个月的存活时间；其余的药物基本上没什么效果，还会带来一系列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