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梦华录》中的掌柜、厨娘、歌伎，看宋代女性的职业与地位( 七 ) 与之前古偶题材剧中常见的仙

家妓是官员们家中蓄养的，比如宋朝宰相寇准，家中的歌女舞女就非常多，经常彻夜举办夜宴；而民妓就是城市商铺、勾栏瓦舍中“善为歌辞”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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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熙载夜宴图》的夜宴中表演的家妓。
另外，我们要甄别“妓女”这个概念：“妓女”之始义就是擅长乐舞之妇女，唐代称地方乐营中的女子为“妓女” ，唐代另外还有一种“饮妓” ，是乐舞之外也擅长周旋与酒令的女子。到中唐时，上文所述的教坊与民间流动加剧，至晚唐时，教坊女艺人们处境不佳，不光要愉悦人主，唐代《北里志》中记载：“诸曹署与新进士，俱可行牒，召唤教坊饮妓。”但整体来说，唐宋时期的妓女绝大多数就是提供音乐、歌舞、曲艺表演的。《梦华录》剧中和后世的习惯中，我们以“伎”来指称这一类女性，以和概念扩大化和挪用以后不够准确的“妓”相区别。
《西湖游览志馀》记载：“宋时閫帅郡守，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侍枕席。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妓薛希涛通，爲王安石所执，希涛榜笞至死，不肯承伏。”可见官员们是不能与官妓发生关系的。当然也有一部分等而下之的妓女会从事皮肉生意，《都城纪胜》记载，有一些酒店， “谓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门首红栀子灯上，不以晴雨，必用箬赣盖之，以为记认” ，这个用箬赣盖着的“红栀子灯” ，就是提供性服务的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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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中挂着栀子灯（图中圈出）的酒店。
我们今天讨论宋代时，总是要提及宋代制度的一个伟大胜利，如日本宋史专家宫崎市定说：“前代用以各良民区分的贱民阶层（如奴婢、部曲等），到宋代以后已不存在，这无异是一项重大的‘人权宣言’ 。”到了宋代，之前的那种“奴婢贱人类同畜产”的规定被删去，这意味着宋代不再有法定的贱民阶层，下层人民实现了从人身到契约的转换。有钱人或者身份高贵的人如果想要奴婢来伺候，需要雇佣，但是无法通过购买来彻底占有她/他。但是比较令人叹惋的是，这一项颠覆了很多人命运的条文唯独不适用于“官妓”这一身份。官妓、尤其是家妓是可以被买卖的，所以很多穷人把自己家的女儿从小就往歌舞方面培养，希望卖一个好价钱。由此，官妓无疑是宋朝法律地位中最为低微的。
关于这一点，在推崇艺术的今天是很难理解的。长期关注这一问题的社会学家乔健在其《乐户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地位与角色》以“底边阶级”来解释这种状况为何存在，他谈道，在中国传统社会，乐户、乞丐、堕户等这些与良人身份、地位、职业、生活观念、信仰和社会制度迥异的人群是“底边阶级” ，其形成的社会即“底边社会” 。“底”指社会地位低下，处于社会底层；“边”指边缘，即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一般是从事非生产性行业的群体。“底边社会” ，其特质是地位、等级与财产的消失，同时呈现出同质、平等、卑下与无私等特色。相对于主流社会严密的结构，底边社会是一种反结构。
因此，历史中官妓乐户的命运注定悲凉，需要例行公事的官妓感叹：“身属乐籍，仪真过客如云，无时不开宴，望顷刻之适不可得” ，可能要一直吹吹打打、歌唱跳舞到年老色衰才被允许“出籍从良” ，她们的确装点了官员们数不尽的席面，也成为文人墨客诗作灵感的源泉，但终究是不自由和不幸的，宋朝的正史《宋史》中可见，官妓们最好的命运就是成为官员们的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