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文明与艺术传播范式转型”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办( 二 ) 2021年12月18日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戴宇辰副教授从媒介物质性转向的视角来阐述了物质性和艺术发展的关系。他指出，媒介的变迁和人类技术所配置的思想系统息息相关，以基特勒为代表的媒介考古学的柏林学派，用技术知识型去理解整个当代艺术，认为中世纪时的石雕、壁画、彩绘玻璃，既是一种艺术表达，同时又是一种应用技术。当时没有一种艺术的概念，也没有一种可供出售的艺术品的概念。直到16到18世纪的印刷术的出现，艺术从传统的修建教堂的应用技术中分离出来，开始获得了审美意义上的独特性。到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模块化、网络化、可编程性的特质在当代艺术中得到了展现。凯瑟琳·海尔斯说我们今天去做文本分析时，要特别去考察文本的物质载体和符号意指过程之间动态的关联，去突出文本特定的物质或技术载体怎样构成文本的意指过程，文本的意指过程不能与文本所依据的特定的媒介特性相脱离。
复旦大学中文系陆扬教授指出，科技领域中的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技术影响了如今人们对空间的认知，科技和人文的结合，使得大规模地复原过去的场景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杰姆逊的“认知地图学”、福柯的“异托邦”等，都成为当今空间理论主要的构成部分。他对数字技术持存疑态度，认为对于观众来说，数字技术反而把你挡在外面，跟艺术本身的距离给拉大了。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还是千里迢迢地赶到卢浮宫去看蒙娜丽莎。倡导身体美学的当代哲学家舒斯特曼，在他的著作《金衣人历险记》中，用自己的经历亲身实践了美学理论，从某种意义上也打破了生活和艺术的边界、古典艺术和当代艺术的边界。扎克伯格将“元宇宙”讲得天花乱坠，本质上也只是体现了资本的贪婪。因为一边是“元宇宙”的如火如荼，一边是骑着电瓶车的外卖员充满了城市的街道。这种分裂终究不会是这个世界最后的结局。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张祯认为，艺术形式的变迁既是整个厚重的艺术史带来的影响的焦虑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当下在艺术中打下烙印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位艺术家都有俄狄浦斯情结，必须通过特殊方式的“解结”成为自己。当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扭曲，世界成为了屏幕，成为了鲍德里亚意义上的拟象，像素成为了本质存在。我们似乎可以放弃身体，但又过分依赖身体，在此种境况下生存的人们，感受到巨大的精神撕裂，可以说，当代人所有的焦虑不安都集中体现在对身体的表征上。作为艺术创作中的经典母题，数字世代对身体的表征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方面，艺术家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对身体即亲密又疏离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艺术作品意义的呈现是生成性的，它需要观者具体进入到作品的情境中，在观者和作品相互作用的沉浸式的环境中来逐渐显现。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授，著名的新媒体艺术家胡介鸣通过自己的四个作品案例，阐发了自己的创作理念和艺术观点。他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体悟较深的是图景的转换过程中，切实感受到第三只眼睛的存在和其作用。他将其概括为“反刍的图景” 。他指出， “第三只眼睛”作为物理的身体器官是不存在的，作为感知系统的触点是存在的，并值得信赖；它并非神秘主义的指称，而更多是在人的潜能方面显现它的存在，它更像是在感受合力的作用下产生的一种心像层面体悟的非物理性器官；它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感觉条件；是图景反刍过程中必需的感觉器官。所谓反刍的图景有一个基本观看前提：看与思并存的观看方式。这种观看方式并不完全是“点对点”的看与思，而是一点对多点，由点及面与及体的联想辐射式观与思，产生连续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