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教授傅晓岚：“学术妈妈”的A面和B面( 二 ) 本文转自：澎湃新闻五年前

在完成“快手”的研究之后，我发现这样一个中国故事是可以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的，我们选择了孟加拉，这是个人口密度很大，民风外向、对视频表达接受度高的南亚国家。在那里我们已经做了两年多的田野随机试验，效果也很好。在疫情当中，这些居民经过我们培训，使用了这个类似“快手”的APP后，他们在新冠疫情中受到的经济上的困难明显变小，失业人数也比另外对照组显著的少。这是因为他们的收入来源多元化了，尤其是女用户，有了这个APP ，她们可以获得更多工作信息，也可以在上面兼职，可以上网课、做直播也好，卖货等等，她们对数字技术的自信也增强了。这也符合我们发展研究领域的一个论断：未来的互联网能让女性更多自主灵活的实现职业发展。
“自主灵活”对女性职业发展特别重要，拿我自己来说吧，在去英国读博士之前，我已在东南沿海的某家大型外贸公司和教育机构工作八年了，那我为什么在32岁的“高龄”去读博士？因为那时孩子才两岁多，不时生病，我实在无法在工作中兼顾他，我本来想等他再长大点再决定，但我的一个大学女老师一直给我寄准备博士的复习资料，鼓励我读博士。她劝说我的第一年，我考虑到孩子小没有行动，第二年，她又来广州鼓励我，我又说：“我的孩子还很小啊。”她回我：“三岁算什么小？三岁孩子足够大了。”就这样，在这位女老师的鼓励下，我下定决心出国读一个博士。
当我坐在英国的大学教室里面，我是32岁，周围的同学们都比我小10岁，如果非要说我这一生有过委屈的话，是在那个阶段体会到的。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手里没有发表的英文论文，周围人会把我当成什么都不懂似的，学术这个领域就是这样，论文是硬通货，没有论文就是无法证明你的学识和能力。正常情况下， 27岁左右应该完成博士训练，而我完成的时候已经36了，比别人晚了九年，这九年的差距，差了多少文章啊！
读博士期间，因为下午3:30幼儿园就放学，我和先生都要博士上课，我们没办法接孩子，我父母还有婆婆公公都分别来过半年帮忙，一年之后，就全是我和我先生来照顾孩子了。一般我的日常是，早上七点左右起来做早饭，然后送孩子去幼儿园，再去办公室（读博士的优势是我不需要9点打卡），我工作一个半天，下午去幼儿园把他接回家，我做饭，他自己在房间玩，吃完饭我们就陪他玩玩；等他睡觉之后，我从晚上10:00又开始工作，一般可能要到凌晨一点，最晚凌晨两点。
就这样日复一日，那时是真的吃了不少苦，记得有天我生病了，我丈夫恰好出差去了伦敦，我儿子小小的，他踩着凳子帮我在微波炉里热牛奶和面包。我们就住在校园里面，我儿子也会在校园里的小卖部去买牛奶，他当时还没有柜台高呢，我也经常带他去机房、实验室等，我的同学们都认识他，叫他小狮子王。
在他三岁多的时候，我甚至带他去过我们系主任的就职演说！我当时刚去英国，只知道是系里的集体活动，我非常想去，没想到是如此正式的场合，在一个阶梯教室里面，我带他进去的时候就有点晚，门打开的时候，讲台上的教授主任都看见他了，而儿子坐在我旁边，整整一个多小时，他就在那画画，真的一句话都没有说，下来后系里同事们告诉我，他们都提心吊胆，担心他突然说一句话什么的……
能把年幼的孩子带到我的工作场合，这在之前我工作的外贸公司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直在做的就是追求我自己的生活的同时能陪伴孩子，如果说家庭生活是人的“B面” ，社会生活是人的“A面”的话，是学术工作能让我在“A面”和“B面”中比较自由地穿梭。起初我从外贸公司转行进入学界是希望兼顾孩子，我也确实享受到了在学术圈工作时间灵活自由的这个好处，以前我是必须朝九晚五打卡，或者一旦出差根本顾不上孩子。而进入学界后，孩子家长会我不会缺席，孩子生病去医院我也能去，当然代价就是我哄完孩子睡觉以后还要工作，要能够下定决心把耽误的时间，用深夜或周末的时间补回来。所以我的工作时间是非常长的，孩子小的时候，我背着电脑和家人度假，我边工作边看着我孩子在远处游泳，晚上看论文，回邮件。